从山东渤海湾的一个小岛调到北京时，我已经28岁，业似乎是立了，家却没有。表面满不在乎，心里暗暗着急，那段时间，找对象成了我人生中的头等大事，高峰期时，一周见过5个。
实事求是地说，不是我吃不着葡萄就说酸，那些人里，没有能打动我的。因而，一面之后就没了下文——问题不在这里，问题在于，我这边没有“下文”，人家也没有，这就叫我不踏实了。女人嘛，谁不希望被男人小小地追求一下？那至少是对我们自信心的一种激励。深夜，躲在房间里揽镜自审：不是美女，但也绝不是困难户，问题出在哪里？
一日同朋友谈起，她说，你呀，不会示弱，太缺少女人味。痛定思痛，下决心改，身为女人而缺少女人味，无异于在女人这个事业上被判了死刑。于是示弱——天真，温顺，不忘时时问上一句：“为什么呀？”懂了也要问，要装作不懂。可试过几次后，方知不行。“装”者，表演也，要么得有天赋，要么得经过专门训练。北京两所与表演有关的著名院校，每年招蜂引蝶般能吸引来几千名少男少女，一学4年，毕了业就是大学本科——这也是学问。当然后来，我还是结了婚；但是后来，又离了婚。
那天，朋友打电话来鼓励我，说她的一个女友嫁了个正当年的白领大款。这不稀奇，稀奇的是那女人已经40岁了，没有特别出众的姿色，还带着个孩子。朋友说，那大款看中的就是她的女人味：性情极其柔弱，不能动脑子，一动脑子头就痛，什么事不管不问，每天吃吃东西做做脸逛逛商店，像一片小小羽毛，轻盈随意，随风飘去哪儿是哪儿，不计归处……放下电话后，顿觉黯然，这般柔弱女人味——没有也罢。
后来，应中央电视台邀请，去做“三·八”节晚会嘉宾，与台湾来的朱德庸先生分到了一组。朱先生是那样一种人，按照我的说法，是没有发育平衡。上天供给每个人心智发育的养料就那么多，你某方面过于发达了，另一方面肯定缺损。朱先生20多岁就画出了以老年人生活为描绘对象的《双响炮》，并迅速风靡，当是天才了，但在另一方面，却不如常人，而且不如到这种地步：不能单独与人——生人和熟人交往。所谓单独与否，是指他的太太在与不在；太太在，他跟记者就能滔滔不绝，反之，跟朋友都讷讷然找不到话说。所以，在参加那次晚会的百十号人里，他成了惟一一个有人陪同前来的嘉宾。
朱太太叫冯曼伦，是很纤细的一个人，细细柔柔——声音也是，性情也是。她专程陪先生来内地，先生做节目时，她在下面整整半天都静静地等……简而言之，当时，她就是我脑中所谓“柔弱女人”的形象诠释。
（朱德庸和妻子冯曼伦）
在做节目的空闲时间里，我们也聊天。女人和女人聊天，不可回避的内容就是婚姻、丈夫。我说我离婚了，没有丈夫。她极快地问我：“你是不是没有给他机会？”我怔住。她接着又说：“我生儿子时，朱德庸在墙角坐了3天，说他不喜欢小孩子。我说没有关系，让我来带好了。”“现在呢？”“比我还宠儿子，早晨都是他起来做饭送儿子上学。”
我感到了她的不同寻常，进而开始对她好奇。我问起她的过去，她说，过去在台湾《联合报》做事。后来，朱德庸告诉我，那不是一般的做事，是做一个版的主编并做得非常漂亮，以至台湾另一大报《中国时报》专门开会讨论“冯曼伦现象”。她和朱德庸结婚后就辞了职，负责朱德庸画画之外的全部事情，并且从零开始，把朱德庸的作品从台湾向内地推进，直推到了地铁、天桥、路边的书摊上。
（朱德庸和妻子冯曼伦）
此后，我们不间断地聊天。她不在北京时，我们通过电话、通过E-mail。她的聪慧使我深感交谈的愉快，她的柔弱使我深感女人味的魅力。我们这一代，并没有真正经历过“男尊女卑”，而是成长在一个过分强调“男女都一样”的年代。这使得我们没能受到应有的、传统的性别角色教育，尔后，又开始去盲目推崇另一极端。女人的味道因而便有些“夹生”。
“柔”是女人最有力的“降夫术”，但这其中有一个怎样“柔”的问题。关于这一点，冯曼伦女士真是个了不起的榜样，她用自己幸福的婚姻告诉我们，柔弱女人味的精髓所在——那不是柔弱，是柔韧；不是天真无知，是大智若愚；不是追随倚靠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生共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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