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，比如敦煌，几个洞是不对外开放的，里面就绘有裸体的飞天和性生活场景，在云南和江西供奉着女性的生殖器，在承德供奉着男性的生殖器。这都是神化了的性文化。而在中国的宗教中“万恶淫为首”，儒家中则有压制，西方的基督教中亚当、夏娃偷吃了禁果，犯下了罪行生下人类，人类就要祖祖辈辈赎罪。这些都是罪恶的性文化。
徐天明指出，正是因为这些思想的影响，让中国人“谈性色变”，不敢追求自身正常的性需求。而且，还把性丑化了。“中国但凡是骂人的话，都和性有关。比如说，人们常骂‘你妈妈的’，认为女人生孩子是丑恶的。
每个人不都是从妈妈阴道里生出来的么？还有，像什么‘市场疲软’、‘人民币坚挺’等都是性语言。”他说，这些罪恶性文化、对性的压制、丑化对青少年是非常有害的，造成了现在很多中国人的性无知，“在我们的调查中，中国的性盲比文盲多，很多高级知识分子、什么学家，都是性盲！”
性饥渴就来“精神补偿”
“正常发育的青少年，15岁开始就有了性能力，但是一般到25岁才能有正常的性生活，那么，这十年就是性饥渴期，那该怎么办呢-？徐天明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：精神补偿。他说，在青少年的性饥渴期，去压制它、扭曲它，是非常有害的，常常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病态，社会上很多青少年性犯罪也是不正确引导造成的。
家长和社会应该让他通过“精神补偿法”发泄出来，即和异性正当健康的交往活动：和异性一起唱歌、跳舞，谈恋爱时说一些甜言蜜语，甚至可以和异性有身体的接触，允许他看一些有色情内容的小说。要让青少年认识到：性是人正常的生理需要。
离婚率高说明社会更加人性
徐天明还谈到人类性文化中的三大性矛盾。第一个矛盾是，和其他动物相比，人具有高度性感，但又能接受性规范。所有的动物都有发情期，依靠感官刺激。而人类没有发情期，除感官刺激外，读书、看画、想象也能引起性刺激。这说明人是很容易冲动的，但是又要接受社会的规范，这是一个矛盾。
第二个矛盾是，人有结偶的习性，但又有喜新厌旧的劣根性。人在童年时代，母亲抚养的时间过长，让人形成一种对母亲的依赖感，即恋母情结。青春期后，就在同龄人身上寻找这种依赖感。人们追求这种稳定的依赖感。但是，人类是喜新厌旧的，就像猴子一样，在同一个地方是坐不住的，是人的本性，这个本性让人类渴望交往不同的性伙伴。两者是矛盾的。
“在‘文革’前，只有0.7%的离婚率，虽然当时的家庭是高稳定，性生活却是低质量。现在的离婚率上升了，其实说明社会更加人性化了，既然在一起不合适了就可以解脱相互的煎熬和折磨。但是也并不是说离婚率越高越好，离婚率高了也不利社会稳定”，徐天明补充道。
涂腮红是模仿性高潮
他说，人类性文明中的第三个矛盾是防护性刺激和追求性刺激之间的矛盾。人类最早是不穿衣服的，后来穿上草裙、兽皮，并不是为了御寒，而是为了遮羞，避免自己身体的性特征刺激异性。
后来甚至发展成为像阿拉伯人一样把身体裸露的地方都用布包住。而另一方面，人又是不甘寂寞的，又追求性刺激。“比如说穿晚礼服，露出肩部、胸部，就是为了显示女性的特征，吸引异性。比如说女人戴乳罩，就是模仿性高潮时乳房肿胀的样子，涂腮红也是模仿性高潮时绯红的脸。”
“黄不黄”要看动机和效果
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性文化，性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分界线。其中性知识、性信仰、性习俗……包括色情的、淫秽的，都属于性文化。现在社会上倡导正面的、健康的性文化，摒弃不健康的性文化。但是，到底什么样的性文化算是黄色的-徐天明说，这个问题一直让性学专家很为难。
后来，国家出版局制定了一个标准：看它是否有艺术价值。一些美术作品中的裸体女人、小说中对性的描写，只要是能让人产生美感的，就不是黄色的。他说，一些行为还要看动机和效果。
比如说，在妇科检查时，男医生用手去摸病人的乳房，病人肯定不会觉得医生是流氓。但是，如果一个男性到天安门广场、到南京的夫子庙，去随便摸一个女性的胸部，那肯定会被认为是流氓。
